翁贝托艾柯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

而且，如果条件的简陋和标题的难于理解使来到这里的大主教比新教徒要多，那也不要紧。我建议大家将我的报告作为一个范本，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都可以参照它，去教育那些读书相对较少的人。

自从亚当时代开始，人类就表现出两个弱点，一个是肉体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肉体方面，人迟早会死去；精神方面，他们面对这必会到来的死亡感到痛苦。由于无法补救肉体上的这一弱点，于是人类试着补足精神层面的缺陷，他们自问是否在死后还有另外一种生存方式，哲学、宗教以及各种形式的神话、神秘信仰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答复。

一些东方哲学告诉我们，生命之河永无休止，在死后我们会投胎转世成为另一种生物。但是在这种答复面前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当我成为另一种生物之后，我还会记得曾经的我吗？我会不会将我从前的记忆同新的记忆融合在一起？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们会非常痛苦，因为成为一个不记得曾经的我的另一个东西与彻底从世间消失，两者间并无二致。我不想作为另一个人，而是作为我自己继续生存下去。由于我自己的身体已然消失，那么我希望我的灵魂能够继续存在：但所有的人对此给出的答案都是，我们的灵魂取决于我们的记忆。正如瓦莱里所说：“作为我自己，无论何时，我都是一个庞大的记忆实体。”

实际上，那些向我们保证，死后的我们依旧会记得关于自己所有事情的宗教，对于我们来说显得更人道一些，甚至可怕的地狱也只是为了让我们永远铭记我们受到惩罚的原因。

确实，如果在地狱中受苦的是不知道曾经的我的另一个人，那我们大家都会开开心心地去犯罪了：一个不仅没有我的身体，而且也不拥有我的记忆的家伙受苦受难，这关我什么事呢？

翁贝托·艾柯 (1932~2016)

记忆有两个功能。其一，众所周知就是把我们在之前经历中获得的数据保存在脑中；而另一个功能则是过滤这些数据，去除一些而保存下其他的。也许你们中很多人都知道博尔赫斯写的那个优美的短篇，题目是《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 el memorioso)。富内斯是一个感知一切而不过滤任何事物的人物，他记忆全部，不忘记任何事物：

一眼望去，我们能够一下子感知到：桌子上有三个杯子。而对于富内斯来说则是：一株葡萄藤上的所有枝条，葡萄串，上面的每一颗果粒。他记得1882年4月30日黎明时分，天空南方云彩的形状，并在记忆中将其与一本他只看到过一次的书的大理石花纹封面，或者是切布拉赫战役的前夜，船桨在黑河里掀起的浪花作比较。那些并不是单纯的记忆：每一个视觉印象都跟肌肉感觉、热能感知等等相联系。他能够重新记忆起他做过的所有梦，以及在半睡半醒之间脑中的印象。有两三次，他甚至把完整的一天重新再现；没有丝毫的犹豫，但这种回忆仍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他跟我说：“我自己一个人所拥有的记忆比从古至今整个人类拥有的记忆总和还要多。”他还说：“我的梦，就跟你们清醒时候遇到的事情一样。”还说：“先生，我的记忆就像一个垃圾站一样。”凭直观我们可以完全认知黑板上的图形，一个圆圈，一个直角三角形，一个菱形；而以同样的方式，伊雷内奥却可以识记山上庞大畜群中的一只小马驹散乱的鬃毛，漫长的守灵夜一位亡者的多种表情。我不知道当他仰望夜空的时候到底会看到多少颗星星……

实际上，他不仅仅记得每一座山上、每一棵树上的每一片叶子，而且还记得看到它们或想象到它们的每一个场合。为了用数字注明，他决定将他度过的每一天浓缩成七万条记忆。但是两条顾虑使他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是这一工作的无穷无尽；二是这一工作的徒劳无用。他认为，到死的那天，他甚至连儿时的记忆都无法整理完。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1899~1986)

但是，记忆一切也就意味着不辨别任何事物：

不要忘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个人几乎没有一般思考以及理论思考的能力。比如，“狗”这个普通概念可以指无数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个体，这就让他难以理解；不仅如此，三点十四分的时候看到的狗（看到的是侧面）和三点十五分的时候看到的狗（看到的是正面）名字居然相同，这一事实也让他苦恼不已。镜子中自己的面容，他自己的双手，每次都会让他非常惊讶。斯威夫特说小人国的皇帝能够辨识表针的移动；而富内斯则会持续看到腐烂、病虫害、劳累的缓慢过程。他能够注意死亡、潮湿的整个进程。他是一个多种形状的世界、瞬息变化的世界、一个精确得几乎让人无法容忍的世界孤独而又清醒的旁观者。巴比伦、伦敦、纽约，这些大城市以它们极致的繁华模糊了人们的想象力；在那些拥堵的城堡里和热闹的大街上，没有任何人能够体会得到那微妙世界的热量和压力，而这些东西却每日每夜不断地汇聚在生活在南美洲贫困区、幸福的伊雷内奥身上。他很难入睡。睡眠意味着离开现实的世界；黑暗中，富内斯躺在吊床上，记忆着周围房子的每一条裂痕和划线。

（……）他不费力气就学会了英语、法语、葡萄牙语还有拉丁语。但是我怀疑他甚至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在富内斯超负荷的世界中，存在的只是那些几乎微小到瞬间的各种细节。

《记忆》首版，载于《拉纳西翁艺术与文学》第三页

1942年6月7日

我们怎么会在分别多年之后依然能够认出久别的亲人（在他的面容已经发生变化之后），怎么会在墙上贴出新的海报，或者街角的商店粉刷了新的颜色之后，依旧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呢？因为对于亲人的面容或者熟识的路线我们只是记住了一些最基本的特征，就如同一个提纲，在表面诸多变化之下，这些东西是一成不变的。否则，我们的母亲只要再长出一根白头发，或者家里的百叶窗涂上了新的油漆，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会成为全新的体验，我们就无法辨识了。

这种选择性的记忆对于个体生存非常重要，同时在社会层面，对于个体在群体中生存也同样至关重要。自从人类的声音刚刚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起，家族和部落就需要年长者。也许当他们不再有能力找到食物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用处了，被丢在了一边。但是由于语言的存在，老者成了人类的记忆：他们坐在山洞里、篝火旁，讲述着那些在年轻人出生之前发生的故事（或者只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就是神话的起源）。在开始培植这种社会记忆之前，人类出生后毫无经验可循，也没有时间去积累经验，便死去了。但是之后，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就好像活了五千年一样。在他出生之前发生的事，老人们所积累下来的东西，都成了他记忆的一部分。

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 约13000年前

这些用语言把之前的经历讲述给后来人听的老人们，在更高的层面上，代表的是有机记忆，也就是我们的思维记忆和处理过的记忆。但是在文字诞生之后，我们又见证了矿物记忆的诞生。我之所以称之为矿物，是因为最开始的文字符号都是印刻在黏土和石头上的；而且还因为建筑也是矿物记忆的一部分，因为从埃及金字塔到哥特大教堂，这些宗教庙宇也同时成为了记录神圣的数字和数学计算的载体，通过它们的雕塑和绘画，远古的故事、道德的准则流传下来，总之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建筑成了写在石头上的百科全书。

如果说矿物载体最初记录的是表意文字、楔形文字、北欧文字、字母文字，那矿物记忆也有它最新的载体，这就是电脑，它的最基本材料是硅。感谢电脑，现在我们拥有了非常庞大的社会记忆：只要知道进入数据库的方式，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关于任何一个课题我们想知道的一切，仅仅关于一个主题就会出现一万个题目。但是正如最绝对的噪音与宁静之间只是一线之隔，信息的过于充实可能引起绝对的无知。在电脑提供给我们的庞大记忆仓库面前，我们的感觉好像富内斯一样：纠结于成千上万条细节，我们可能失去所有的选择标准。知道关于恺撒大帝有一万本书或者对他一无所知，二者是没有区别的：如果有人推荐一本书给我，我会去找的；但是面对必须要找到一万个题目的任务，我选择放弃。

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手稿 约公元前1500年

然而，随着书写的发明，渐渐诞生了第三种类型的记忆，我决定称之为植物记忆，因为，虽然羊皮纸是用动物的皮制成的，但是纸莎草是植物，而且正是由于纸的发明（从十二世纪开始），人们用碎麻、大麻、粗布制成了书籍——此外，“书”的希腊文 biblos 和拉丁文 liber 的词源都来自树皮。

书籍的诞生先于印刷术，它最初的形式是卷轴，之后，渐渐地才变成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样子。无论书的形式如何，它都使得文字能够个性化：文字代表了一部分记忆，尽管是有选择性的，但却是根据个人的愿望来选择的。面对着那些尖塔、石柱、石板或者墓碑上的铭文，我们试图解析它们的意义：也就是辨认那些使用的字母，了解它们到底传达了哪些主要的信息：这里埋葬了某个人，今年的收成非常好，某个或者某些国家一起征服了这个诸侯。我们并不追问到底是谁起草或者镌刻了这些文字。但是面对书籍，我们则在寻找一个人，一种看待事物的个性化的方式。我们并不仅仅要解析，而且还要探究一种思想，一种意图。在探寻某种意图的时候，人们会对文字发出询问，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种类的阅读方式。

阅读变成了对话——这正是书籍的矛盾所在——但并不是跟我们面前真实的人对话，他可能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去世了，他只活在这些文字当中。有对于书籍的询问（这被称为“注释学”），就会有书籍崇拜。世界最大的三个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的发展都是来自对于一本神圣之书的不断询问。这样，书籍便成了真理的标志，它保护发出疑问的人，并向他们揭示答案，为了结束一次争论，肯定一个主张，压倒对手，就可以说“这里写着呢”。对于我们的动物记忆我们总会有疑问，“我好像是记得……但是我不肯定”，而植物记忆则可以消除一切疑问：“水真的就是H2O，拿破仑真的就是死在圣赫勒拿岛，百科全书上说的。”

Agonalis方尖碑 位于罗马纳沃纳广场

在原始部落里，长者断言说：“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夜晚，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从先辈开始口口相传到今天，绝对不会错。”部落相信传统。而在今天，书籍就是我们的长者，尽管我们都知道它们也经常有错误，但是我们还是很严肃地对待它们。我们向它们索取更多的记忆，这些记忆仅凭我们短暂的一生是不可能积累起来的。跟那些不识字的人（或者是识字但从来不看书的人）相比，我们的财富就是，他们活了一次，而我们则经历了好几次生命，然而这种人生的单薄是我们无法体会的。瓦伦蒂诺·蓬皮亚尼曾经以“一个阅读的人相当于两个人”来作为自己的出版口号。实际上他相当于一千个人。正是通过书籍的植物记忆，我们才能把普鲁斯特儿时的游戏和我们的记忆连在一起，吉姆寻找金银岛的梦想也成了我们儿时的梦想，而且还从皮诺曹，或者汉尼拔在卡普亚的惨败中吸取教训；我们预期自己的爱情，同时也祝福阿里奥斯托笔下的安杰莉卡——或者你们更低调一些，祝福哥隆夫妇笔下的安杰莉卡；我们从索伦的智慧中汲取养分，我们为圣赫勒拿岛上的风雨之夜而颤抖，我们重复着奶奶讲的童话故事，同时还有山鲁佐德在《一千零一夜》里讲的故事。

成稿于14世纪的《一千零一夜》手稿

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

在某些人（比如尼采）看来，这一切使得我们仿佛刚刚降生，就已经老态龙钟了。但是那些从小就患有动脉硬化的文盲（一开始就不认字或者后来忘却了）则更加衰老，他们不记得古罗马3月15日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们没读过）。当然，书籍可能会让我们记忆一些谎言，但是书籍也会让这些谎言自相矛盾，教会我们如何批判地理解书籍带给我们的信息。阅读也会教会我们不相信书籍。由于不知道其他人犯了什么错误，文盲也不会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权利。

书籍是为生命买的保险，是为得到永生的一小笔预付款。与其说对于未来，倒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哎呀）。但是不可能马上拥有一切。我们并不知道在死亡之后，我们的个体是不是会保存关于我们经历的记忆。但是对于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会保存前人的经历所留下的记忆，而其他知道我们的人也会保存我们的记忆。尽管我们并不是荷马，我们也可以作为——谁知道呢——8月14号夜晚米兰至罗马的高速公路上一起交通事故的主角，而被保留在未来的记忆当中。我知道，这太微不足道了，但总是聊胜于无。同样是被后人记住，黑若斯达特斯放火烧了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后人们铭记了他的愚蠢而使他闻名。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连上了康斯坦佐脱口秀节目的那些蠢货也可以成为名人。

古亚历山大图书馆内部想象图

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

有些人经常说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年轻人已经不再看书了，正如一位美国评论家所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读写能力下降的时代。当然，现在人们电视看得很多，而且有一种不看其他媒体只看电视的危险，就好像某些人喜欢往血管里注射致命物质一样：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印刷书籍的数量堪比我们现在，也没有哪个时代的书店像现在这样普及，它们就像夜店一样，里面挤满了年轻人，即使是在他们不买书的时候，也会翻翻看看，查找一下需要的信息。

现在的问题反而是过剩的问题（对于书籍本身来说也是如此）、选择的困难，以及没有辨别能力的危险。这是自然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植物记忆的普及拥有好似民主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缺陷：在一个民主政体里面，为了允许所有的人讲话，必须给那些没头没脑的人，甚至是流氓混蛋讲话的机会。我们面对着一个教育人们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这是理所当然，这也是因为如果不学会选择区分的话，面对书籍的时候，我们就有像富内斯面对自己的无穷无尽的感知力一样的危险：当所有的一切都有被记忆的价值时，那一切都没有了意义，需要忘却。

藏书票《玛雅余晖》

朱利安·乔丹诺夫 绘

如何学会选择呢？比如，我们要学会问自己，将要拿到手里的这本书是不是那种读过之后就会扔掉的书。你们也许会跟我说这在读这本书之前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如果在看完了两三本书之后，我们发现并不想保留它们，那也许我们就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选择标准了。看完一本书之后就将其抛弃，就好像刚刚跟一个人发生了性关系就再也不想见到他一样。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那只是生理上的需要，而并不是爱。然而我们必须能够和生命中的书籍建立起恋爱关系。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意味着这些书籍能够回答我们广泛的疑问，每一次阅读我们都会发现新的东西。之所以说是一种恋爱关系，是因为在热恋中的人们每一次见面都会愉快地感觉似乎是初见。如果发现每一次都好像是第二次，那就准备好离婚吧，对于书来说，那就是扔进垃圾箱了。

1502年 阿尔丁印刷社印制的第一版《但丁》神曲

阿尔丁社标为象征着迅捷快速的海豚和沉稳减速的锚

表达拉丁文格言Festina lente和Festina tarde之意

即“急事缓办”、“欲速则不达”

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花上大概五万里拉就可能买到一些十六世纪的书籍，这点钱，少去两次饭店，或者少抽两包烟就能够节省出来。并不仅仅是古老的东西才有价值，有些二十年前印刷的书籍也可以值一大笔钱，花上一双添柏岚牌鞋子的钱就可以体会到在自己的书架上拥有一本精美对开本书籍的乐趣，触摸那羊皮纸的装帧，感受纸张的柔韧，甚至透过上面的瑕疵和晕渍，书虫的暗地活动——有时候这种活动能够蛀几百张书页，留下美妙的路线，就如同雪花的结晶一般一——来追随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即使是不完整的作品也可以向我们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为了躲避监管而去掉的编者姓名，被过于细心的图书管理员或者读者检查过的书页，由于秘密印刷以及采用便宜的材料而泛红的纸张，在某个修道院地窖里存放时间过长而留下的痕迹，向我们讲述两三个世纪以来不同拥有者的故事的签名、注释、下划线等等。

私人藏书家查尔斯布洛克与他的书房

世界上最早的藏书票 1470年

我们需要把书籍从什么危险当中拯救出来？

对于古书籍来说，是人们的漠视，是埋藏在潮湿和隐秘的地方而无人过问，是小书摊上的风雨。对于那些新近的图书来说，则要让它们免受自身“恶性细胞”的毒害。

书籍会变老。有些书籍衰老得很健康，其他的则不是。这取决于保存书籍的条件，当然也和制作书籍的材料有关。不管怎样，我们都知道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令人伤心的现象。制成书籍的纸张不再是由麻布制成，人们开始用木材来制造纸张。你们在每一家图书馆里都能够发现，那些碎麻布制成的纸张能够保存好几个世纪。有一些十四世纪的书籍就好像今天刚刚印刷出来的一样，书页依旧非常洁白、干净，翻阅的时候发出清脆的响声。但是从十九世纪开始，据说书籍的平均寿命只有不到七十年的时间了。对于一些已经活了一百多岁的书籍来说，尽管书页已经泛黄，但是可以说它们是用高品质、坚韧的纸张制作出来的。但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科学书籍或者小说，尤其是那些法国书，保存时间超不过七十年。到如今，仅仅用手拿起这些书，它们就会像圣餐面饼一样掉下碎屑来。可以肯定如今制作出来的袖珍书籍也就二三十年的寿命，只要到我们的书房里把十年前制作的袖珍书拿出来一看就明白了，它们已经未老先衰了。

英国Dingestow图书馆

Charlotte Bosanquet 绘

我们已经看到了再版的政策，如果把它交付给市场的话是没有保障的。但是如果让一个专家委员会决定哪些书需要再版进行保存，哪些书要最终消失，那结果就更糟糕了。我们说当代人总是在评判一本书的价值时出错，这其中也包括那些专家的错误，也就是评论家。如果我们当时听从了萨维里奥·贝蒂内利的话，那么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但丁的作品已经被扔进沤麻池销毁了。

针对未来的书籍，人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许多美国大学的出版社开始用无酸纸张来制作书籍，说得通俗些就是那种长期抗分解的特殊纸张。但是，我们先不说这一措施只涉及那些科技书籍而不管那些年轻诗人的作品，就说对于那些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一直到昨天为止生产出来的成千上万本书籍，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呢？

《藏书家》El bibliófilo

José Gutiérrez Solana 绘

是有一些化学制剂能够逐页地保护图书馆中的书籍。这是可能的，但是非常昂贵。那些有上百万卷馆藏的图书馆（都是地位很重要的图书馆）不可能把这种方法应用在每一本书上面。所以在这里也要作出选择。谁来选？当然把所有书籍都用微缩胶卷拍摄下来，这一办法也是可行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只有那些视力好、接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才能进行这一工作。在古老的书架上搜寻，激动地期待着意外的发现，这种可能将不再存在。微缩拍摄后，人们去找的都是起码已经知道其存在的书籍。用现代电子设备，我们可以通过扫描仪，在电脑的存储器里记录很多书籍内容，然后把我们需要的部分打印出来。这是查阅报纸全年版的绝佳方法（考虑到报纸的纸张大概在十年之内就会变坏），但是打印一本被遗忘的八百页的小说，这就不是什么好方法了。不管怎样，这些方法只对于那些学者来说有价值，而对出于好奇心的读者来说则完全没有用处。在我们的知识范围内，今天没有任何挽救公共图书馆中所有现代书籍的无痛方法，而那些私人图书馆中书籍的命运则已经无可避免地被宣判了：在一个世纪之内，它们就将全部消失。

微缩胶片阅读器假想图 1935年

不仅仅书籍自己会走向死亡，它们还会经常遭到人为的迫害。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目睹了纳粹在纽伦堡焚烧“腐化”书籍的行径。当然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因为即使是纳粹本身也不想摧毁掉他们国家里的所有书籍财富。但是这种象征性却举足轻重。那些破坏、监察、禁止书籍的人让人感到恐惧：因为他们想要破坏或者监察的是我们的记忆。当发觉书籍太多已经难以摧毁，植物记忆的威胁持续蔓延的时候，他们就转而消灭“动物记忆”，即人类的思维和身体。开始的时候总是从书籍下手，但紧接着毒气室的大门就打开了。

有一条非常奇怪的信息：曾经被用来在集中营中屠杀犹太人的齐克隆毒气现在依旧有销路：人们建议用它来给那些遭到蛀虫威胁的家具和书籍杀虫。效果还真的不错，以和平手段来使用它也是正确的：但是，当有人把它推荐给我的时候，这个名字让我恐慌，我放弃了。有人还推荐给我另外一种方法来远离蛀虫危害而不至于杀死它们。一台巨大的钟，就像我们的奶奶在厨房里面放的那种，烦人的咚咚响声一直响个不停。晚上当蛀虫准备爬出来活动的时候，闹钟会让书架颤动，蛀虫们就吓得不敢出来了。其实这种方法并不仁慈：出不来的蛀虫会被饿死。但是总是要作出选择，要么是它们，要么是我们。

书籍还有其他的敌人：那些把它们藏起来的人。有很多种“藏书”的方法。由于图书馆之间的流通系统费用昂贵，这一网络也就不太通畅。对于那些买不起书的人来说书籍就被藏起来了。进入图书馆变得异常困难，借两本书需要填写十份表格并且等上一个钟头，书籍就到不了正常的消费者的手中。这种“藏书”行为使我们巨大的历史图书馆遭到弃置。我们需要跟那些把书藏起来的人战斗，因为他们和蛀虫一样危险。我们不会使用齐克隆毒气，但是要动用适当的政治和文化手段。必须清楚他们是我们集体记忆的敌人。

人们都在说新的信息工具将会扼杀书籍。人们曾经还说过书籍将会扼杀更古老的那些信息工具。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描述了图提神（或者是赫尔墨斯）向塔穆斯法老介绍最新的发明，即文字的时候，法老的反应：

但是当说到文字的时候：“这件发明，我的国王，”图提说道，“可以使埃及人更加智慧，有更好的记忆力，因为它是医治教育和记忆力的良方。”国王回答说：“多才多艺的图提啊，能创造一种技艺的是一个人，能权衡应用这种技艺利弊的是另一个人。现在，你是文字的父亲，由于笃爱它，你恰恰把文字的功用说反了。实际上，它会使得那些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不再努力记忆，而是信任书文，只凭借外在的符号，而不再依靠内在的脑力……”

现在我们知道了，塔穆斯错了。文字并没有消除记忆，反而使它更加强大了。用于保存记忆的文字诞生了，同时也出现了文字自己的记忆。通过记忆书籍内容，并让它们彼此对话交流，我们的记忆也增强了。一本书并不是由于记录思想而阻碍思想发展的机器，而是制造“解析”的方式，也就是生产全新思想的机器。

《纽伦堡纪事》副本 1493年出版

还有另外一部作品，它写于十九世纪，回忆的却是那些十五世纪的人们看到新的工具（印刷书籍）诞生时怀着的是怎样的感情。维克托·雨果在他的《巴黎圣母院》中描绘了发生在副主教福罗诺和法国国王的御医之间的一个场景。

福罗诺一面打开窗子，一面用手指着巨大的圣母院教堂，它那两座尖塔在满是星星的夜空衬托下，留下黑黑的轮廓，就好像是一个有两个脑袋的斯芬克斯坐在城市中央。副主教静静地观看了一会儿这座巨大的教堂，接着叹了口气，伸出右手指着那本在桌子上展开的印刷书籍，左手指着圣母院，他那忧郁的眼神从书本移到了教堂，说：“哎，这个将会杀死那个！”

《巴黎圣母院后殿》

L'abside de Notre-Dame de Paris

查尔斯·梅里翁 绘 1854年

在这个场景之后，雨果用好几页他惯用的华丽辞藻（遗憾的是，正是由于这一点纪德才会认为雨果是最伟大的法国作家，唉）来描写那些神圣建筑的辉煌过去，描写所罗门神庙，祭司们用眼睛译出上面同心圆里的词语，回忆在这个世界最初的六千年里——从最不易被记起的郎都斯丹塔到格罗尼天主教堂——建筑物是如何成为人类伟大的文字表达方式的。现在，在福罗诺说话的时候，人类表达的方式正在发生着彻底的改变，从亚当以来，那象征着智慧的蛇的皮肤已经完全蜕变了。

在印刷的形式下，思想比以往变得更易不朽；它可以飞翔，不易捉摸，不能毁坏。它和空气融合在一起。在建筑的时代，思想就是一座山，强有力地占据了一个时期，占据一个地点。而现在，思想变成了一大群鸟，飞散在空中，一下子就占据了空间中所有的点。

雨果说，建筑（他眼前是很多十九世纪初期的糟糕建筑）注定要走向没落，它变得枯竭，衰弱，被剥光了衣服，普通玻璃代替了彩绘玻璃。而印刷术则不断增长壮大，形成了现代世界里最巨大的建筑物，一个在不断地、永无止境地扩大的智慧蚁穴。“它是人类的第二座巴别塔”。

《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

老彼得·勃鲁盖尔 1568年

雨果的自豪让他没有预想到，这座巴别塔有朝一日也会倒塌。他已经隐约地感觉到了印刷术在现代世界将会扮演的角色，但把这种角色通过与建筑的你死我活的对决表现出来，这是他犯的错误。当然，建筑失去了它原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功用，已经不再传播理念，变成了一个标志，一个象征，一台机器，但是并不因为这样，在人类的文明中它就变得不如从前美丽和重要。

藏书票《行旅图·醇香巴黎》郑建辉 绘

但是，如果没有打印机把输入和加工过的信息用纸张打印出来，那电脑就无法真正胜任阅读的工作。在电脑屏幕上，我们只能阅读间断的信息，而且只是在短时间内。如果内容很短，而且有一个合适的调制解调器的话，我们甚至可以接收和阅读一封情书，因为对于情书来讲，传递的工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的内容以及我们读它时的心情。但是如果情书太长了，那我们就需要把它打印出来了，好能够在某个隐秘的角落里仔细阅读。

人类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来适应阅读。眼睛用来阅读，整个身体都进入状态。阅读也意味着找到一个正确的姿势，一个对脖子、脊椎、臀肌都有好处的方式。而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基于人体工程学的理论来研究和调整书籍的形式，一本书的适当形式应该是能够很好地被捧在手中，能够被置于距离眼睛合适的位置。阅读跟我们的生理有很大的关系。

雷卡梅尔夫人在她的书房

请允许我用另外一部伟大著作中的章节来结束我今天的讲话：乔伊斯所著的《尤利西斯》第四章的结尾。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一部分可能显得非常俗不可耐。如果你是如此感觉的话，那请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因为这一部分写得非常高雅脱俗。

第一天早上，利奥波德·布鲁姆去厕所出恭。一边方便，一边看报纸：

他不急于出恭，从从容容地读完第一栏，虽然有便意但却憋着，开始读第二栏。读到一半就再也憋不住了，于是就让肠子舒适地自我解放了，一边仍在耐心地读着，昨天那轻微的便秘完全畅通了。但愿块头不要太大，不然痔疮又会犯了。不，刚刚好刚刚好。就这样。啊！便秘嘛，吃一片药鼠李皮。人生也可能就是这样。这篇小说并未使他神往或者感动，却写得干净利索。如今啥都可以印出来，是个乱来的时代。他继续读下去，安然地坐在那里闻着冒上来的自己的臭味。确实利索。“马查姆经常想起那一妙举，凭着它，自己赢得了巧笑倩兮的魔女之爱，而今她……”开头和结尾都有说教意味。“手拉着手。”写得妙！他翻过来又瞅了瞅已经读过的部分，同时觉出尿在静静地淌出来，心里毫无歹意地羡慕那位出色的博福伊先生，这位先生由于写了此文而获得了三镑十三先令六便士。

乔伊斯与各种版本的《尤利西斯》

阅读的节奏跟随身体的节奏，而身体的节奏亦跟随着阅读的节奏。我们不仅仅是用头脑来阅读，而是用我们的整个身体，正因为如此，人们看书的时候才会哭，会笑，看一本内容恐怖的书的时候，脑袋上的头发甚至会竖起来。因为，尽管书籍好像是仅仅在向我们讲述一些想法，但它一直在向我们传达其他的感情，其他的身体所经历过的事物。而当讲述他人身体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各种想法，不仅仅是淫秽书籍才会如此。而且，我们还能感受到手指肚儿触摸书籍的感觉，一些针对装帧，甚至使用塑料书页的失败试验也告诉我们，阅读也是一种触觉的体验。

如果读书的经历仍然让你们感到恐惧的话，不要害怕，开始在厕所里读书吧。你们会发现自己也有读书的热忱。

本文为1991年11月23日在米兰布莱登塞国家图书馆特雷莎大厅举行的讲座整理而成，此后于1992年由罗维洛出版社印刷成册出版。

本文选自《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

文 | 翁贝托·艾柯 (Umberto Eco)

译 | 王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