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皇后与男院简谈中国男同发展史3结局篇

这是最后一篇，谈谈明清至今的男风现象。

明清：男风的“逆势上扬”

明朝初期，大倡程朱理学，受礼教约束，整个社会呈保守状态，其极致是便是1429年宣德皇帝的禁娼令，意在净化社会空气。然而，从明朝中晚期开始，随着工商业发展、社会安定及阳明学说主张伸张自然情绪、崇尚个性发展的思想开始盛行，男风作为纵欲思潮的一部分，再一次风靡全国并得到社会的宽容、承认，且呈绵延不绝之势，直至清末民初方告结束。当然，明朝男风盛行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是宣德皇帝的禁娼令使部分官员转向年轻男性取乐，男妓卖淫的象姑馆也应运而生，男同现象才变得愈发不可遏制。到了万历年，男娼业发展其势之盛，直逼他们的女性对手。

热衷此风的人士上自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而士人是其中领导时代潮流的最为活跃阶层。当时社会上形成了京师、江浙、闽南等三个男同中心区域；形成了京师中官员与小唱、江浙间商贾士绅与小官、闽南的契兄弟契父子这样具有代表意义的男同关系。同性恋卖淫现象相当普遍，一些大都市出现了专为同性恋服务的卖淫场所--男院，同性恋在社会上也被视为一种普通的性行乐方式。

晚明名士张岱在《自为墓志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概括自己的早年生活：“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这“十二好”几乎涉及到当时年青士人享乐的所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竟堂而皇之地声称自己“好娈童”，字里行间且颇带自我标榜的意味，令现代人感到惊诧和不能接受。

明宫廷之中，“风流天子”正德皇帝的龙阳之好堪称明朝帝王之最，他特别喜欢年少英俊的娈童，常常封为义子，收入豹房，如江彬“出入豹房，同卧起”等（见《明史·卷三百十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佞幸传）》）。“宅神”万历皇帝亦有此好，他曾效法正德帝在内臣中选娈童与同卧起，并招弄臣扈驾。甚至南明小朝廷，福王纵情逸乐的对象亦大半为梨园子弟。

至于满清宫廷，亦屡有关于皇帝“龙阳之好”的传闻流出，惜未见正史记载，比如乾隆帝与和珅之间，似乎便有揪扯不清的暧昧关系。清末名士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中曾经明确记载同治帝“耽溺男宠”，也是鲜明一例。

清代同性恋文学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批专门描写同性恋爱的小说的出现，如《宜香春质》、《龙阳逸史》和《品花宝鉴》等，无疑反映了当时的同性恋风气之兴盛。

但是日益蔓延的男风还是引起了满清朝廷的恐惧，这也直接引发了乾隆朝反同性恋法规的出台，导致了持续百年的中国社会的“谈同色变”情绪。本着加强礼教的精神考量，乾隆皇帝在1740年颁布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明确反同性恋法规。法令出台后的落实程度如何，对男同性恋的控制有何效用，史料上没有记载。但这条法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同性恋行为社会化--同性恋不再是个人私事，它被当作一种“社会危害”受到了法律的干预。 终于在政府的干预下，同时伴随着之后妓女之业大开，男风遂日益衰弱。

当代中国：“同志”仍需努力

改革开放之后，同性恋话题重新浮出水面，该话题在80年代得以公开讨论，有关“同志”是否违背人伦的争论不断出现。2006年，卫生部首次公布了处于性活跃期的男性同性恋者的估算资料--500万至1000万。而据长期研究同性恋问题的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估计，中国内地15岁至60岁的同性恋人数约为3000万，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2000万，女同性恋为1000万；著名学者李银河则根据社会学依据的同性恋者占总人口比例3%-4%认为，中国的同性恋者应该有约5000万人！

一项民间调查显示，在中国大陆的5000万同性恋者中，可能有一半以上完全在人群中隐形。2009年，一份民间制作的《中国同性恋生存状态调查报告》显示：关于会对谁说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50.2%的人不会对任何人表明自己是同性恋，29%的人只会对要好的朋友说，有11%的同性恋者只会对陌生人说自己是同性恋，只有1.3%的同性恋者会对家长说，表示不介意对所有人都说的人只占8.5%。

在张北川看来，西方对同性恋者从普遍歧视到相对宽容，用了几乎一百年时间，而在中国，同性恋群体从非刑事化、非病理化，直至日渐人性化的艰难历程，仅发生在二十年间。如今，男同身份虽不再受政治的特殊限制，但被主流社会、尤其是传统家庭接纳的程度，在大陆，还刚刚起步。“革命”远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本头条号中所有文章均为本人原创，如需转载，请联系本人以获取授权，同时需注明出处，否则后果自负）